全国劳动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学术传播研讨会暨第三届雄安新区建设公共政策智库论坛

共享经济如何影响劳动关系?

作者:窦学伟

本文转自土逗公社(tootopia.me

近两年来,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共享经济”无疑成为纵横各界的“议题明星”。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共享经济似乎推助了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在创造大量就业的同时,劳动关系学界也对此投以很高的关注。然而,在过多关注和过热讨论下,我们需要冷静理性地思考共享经济于人类经济生活的意义,及其对劳动者和劳动关系的影响。

共享经济会对劳动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此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闻效仪教授就此发文提出批判性的观点:

首先,共享经济并未改变物品的生产模式,用于共享的剩余物品仍是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生产出来的;

第二,以网约车、网络家政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实质上是零工经济或灵活就业,这种经济形态早已有之,不过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被互联网化了,但其市场关系的本质不变,更不可与“传统的劳动关系”(注:在组织内部建立起来的一套劳动关系调整体制)混为一谈;

第三,共享经济“推动或促进”了劳动力“脱实就虚”,将使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从而对传统的劳动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消灭”了劳动关系。

闻教授的观点笔者基本认同,但囿于篇幅,闻教授的文章未能深入和展开,笔者深感其三论有诸多值得进一步阐发的观点,于此文中做一补充。

一、共享经济未脱离“传统的劳动关系

从物品的共享来说,共享经济是一种商业模式,而不是生产模式。理论上来说,剩余物品(或物品的剩余使用权)是共享经济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剩余物品都建立在生产过剩以及不均衡财富分配的基础上(在这个意义上,共享单车并不属于“共享经济”)。通过对剩余物品的激活和市场再循环,共享经济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资本主义应对发展周期性和经济危机的新策略。

 

但是,无论如何包装,无论被赋予多么重要的经济伦理价值(适度消费、合作互惠、环保节约和相互信任),都不能改变这样的一个事实:用于共享的物品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制造出来的。物品生产的基本机制——劳动者普遍参与的工业化大生产并没有彻底改变。换句话说,共享经济的基础其实是“传统的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

如果说技术升级和机器换人使商品的生产过程在未来有可能做到脱离大量劳动者的参与,那么共享经济是否有可能完全摆脱劳动者的参与而完全依赖机器运行呢?这或许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来说只是一种想象的未来。

二、共享经济带来劳动者保障危机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共享经济不是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建构中的关系调整体制。以上讨论了共享经济之物品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以及共享经济的根源,那么第三部分则进入到共享经济内部,讨论网络平台与劳动者(个体承包商)之间的关系。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共享经济对劳动力市场而言不啻为一场模式的革命,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市场关系的“进化”或“重构”。零工经济早已有之,我国市场化改革之后,每个地区都有自发形成街头劳务市场和正式的人才(劳务)市场。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技术的发展,有形的劳务市集被搬到互联网上,网络平台因其具有优势的信息处理和资源匹配能力,逐步取代了现实中的劳务市场。

二是劳动关系的“退化”或“解体”。制度经济学将交易成本视为界定组织边界关键因素,交易成本是组织存在的理由。互联网平台在调配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的时候不再需要付出昂贵的交易成本,那么工厂和企业的存在也就失去意义了,“传统的劳动关系”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

这两个方面的参照体系不同,前者的参照物是零工经济,后者则是工业经济。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在共享经济背景下,网络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从形式上来看,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更具相似性。

劳动关系学者特别关注到平台经济下劳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零工经济下劳动者的权益从来没有得到过有效保障,而作为劳动关系退化结果的平台经济更是避开了传统的劳动关系调整体系,处于无保护的野蛮自由状态。

这种情况下,学者的关照、共享经济中劳动者的不满以及舆论的质疑都 “可能”施压于司法裁决和政治考量,再加上消费者需求和压力下网络平台在可能采取的经营策略,都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平台经济在劳动合同、管理控制、社会保障、集体谈判、团结组织和集体维权方面呈现出传统劳动关系中社会关系调整实践的色彩。

我们应当关心的问题是,这一建构中的关系调整体制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在多方角逐和博弈中建构起来的?它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吗?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能否以及如何建构自己的权益?

三、经济脱实向虚时代的学者使命

当下中国的“共享经济”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为何会出现共享经济繁荣?它能否最终消灭劳动关系?

一方面,实体经济不景气、制造业工人向服务业流动、金融泡沫、资本过剩加上自由市场与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等因素都促成了共享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在制造业或工业经济中,典型的集体劳动关系未曾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劳动者的权益也未曾得到有效的保障。

这就是我国共享经济繁荣的基础:经济发展与劳动力人口“脱实向虚”、劳动关系秩序紊乱、以及金融资本过剩。大量热钱在经历了“实体经济—房地产—股市”的循环之后走投无路,在新概念下疯狂涌入,制造了共享经济的金融泡沫。与资本热潮相呼应的是井喷的就业需求,在实体经济无法容纳的情况下,为求生存与发展,大批劳动者无暇顾及自身的权益投入其中。在仍旧需要劳动者的合作才能维系运转的情况下,若不能建立起一个多方认可的关系调整体制,共享经济可否持久将是一个问号。

共享经济对传统劳动关系的冲击,给劳动关系学者带来诸多挑战,同时也提供了理论创新之绝佳机遇。有学者认为我们正处于一次“千年未遇之变革”的历史前夜,大变革意味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巨变,也意味着解释它们的社会理论需要大规模更新。在这样的机遇面前,研究者们很难不兴奋。不过,我们也应意识到,变革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由于起点不同,变革的路径也是复数的。而且新旧更替不会那么平顺,新的欢愉与旧的悲惨并存,在把关注点转移到共享经济这种新热点的同时,不能忘记那些仍是主体的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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